温哥华港湾（BCbay.com）专栏作者

刘云枫

　　一个能将“天人合一”的民族，实在没有什么是不能搞到整齐划一的。试想，天有多辽阔、多久远，人是多么渺小、生命只是一瞬间；无限、永恒的天，硬是能和有限、易变的人合而为一，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归一的呢？

　　小学做体操，总是被班主任大人教训，搞得我留下了巨大的心里阴影。现在，要是谁盯着我看，我就心跳加速，觉得自己哪儿做的不对了。其实，也没别的毛病，就是和别人步调不一致，或是快了，或者慢了。于是，班主任就给我量身定做了一顶帽子，叫出风头。

　　我真不知道，在我们那个小地方，出风头能有啥好。又不是互联网时代，成了网红，一上线，就有钱赚。

　　为此，我对广场舞大妈，充满了敬意。他们在音乐伴奏下，总是那么步调一致。联想我的童年，我就觉得她们小时候，一定是体操做得好、做得到位，做得整齐划一。所以，我是绝对不会去跳广场舞的。因为，我怕破坏了画面，怕一个臭鸡蛋坏了一锅汤——这是小学班主任批评我的话，至今言犹在耳。

　　如果，强求步调一致仅仅是“童子功”，也就罢了。到了高中，还是一样。不做操，改成跑步了；因为学生多，没那么大地方。不是自己跑，是一个班集体跑。班里的体育委员，在前面领队喊号“一二一、一二一”地跑。有男生，也有女生；有大高个，也有像我这样身高才过一米五的，一定要按照一个频率、一个步幅跑步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　　因此之故，集体跑步常发生事故，不是有人踩了前排的脚，就是被后面的踹了。一人跌倒，殃及全体。人仰马翻、乱作一团的场面，时常出现。

　　所以，要想步调一致，非有一定的条件以及异常严格的训练，是做不到的。恰好，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。人口14亿，挑选身高一致的数万年轻人，不在话下。中华民族又吃苦耐劳，即便在最严酷和最乏味的训练中，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。于是，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就向世界呈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型团体操。万人一律，整齐如一，不管从哪一个方向看过去，都是一条直线，绝没有哪一个人前突，也没有哪一个人后进。一眼看去，彷佛数万个机器人，在舞蹈。

　　同样的动作和舞步，一个人做还不够吗？重复的意义何在？就像一幅画作，原作才有价值，复制一张，也行，但是，价格马上就落到地面上了，与原作天壤之别。因为，仿制品没有创新性，也就没有价值。可是，为什么中国人对分毫不差、整齐划一的集体舞，情有独钟、乐此不疲呢？对比一下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，就没有一个集体舞，连双人舞也没有。我们看到的，是一个一个无拘无束的孩子、老人、少年和美女，在漫无边际的灯光下，自由自在地舞蹈，其中，还有残疾人和智障的孩子。

　　中西对照，就不能不说，归一是中国人的偏好，多元，是欧美人的传统。2008年与2012年奥运会之强烈反差，绝非始于今日，而是源于各自的历史。

　　“一”是最简单的汉字，然而，中国古人看来，“一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老子曰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“一”是万物的起源和根本，是宇宙之母；有了母亲，就有了一切。反之，失去了“一”，世界也就失去了归宿。

　　为此，老子进一步论述：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（正）。老子看来，天地神明、世间万物以及人类的至尊君王，无不统摄于一。

　　不止是老子，儒家也对“一”情有独钟。

　　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，首倡“理一分殊”。朱喜说：论万物之一原，则理同而气异；观万物之异体，则气犹相近而理决不同也。气之异者，粹驳之不齐；理之异者，偏全之或异。又说：总合天地万物的理，只是一个理，分开来，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。万物皆有此理，理皆同出一原，但所居之位不同，则其理之用不一”

　　老子曰道，儒学说理，中国人常说“道理道理”，盖由此来。老庄和儒家的价值取向，迥异，然而，对“一”的偏好，却惊人一致。儒道两派都认为：一是事物的本质和归宿，分是事物的表象；万物若不归一，就不圆满。天地运通，大道唯一，以一贯之，万物一体，乃终极理想。

　　理论上取得了一致，应用起来，就驾轻就熟了。

　　政治上归一，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，皇权独断，一丝一毫也不容他人分享；经济上归一，官山海、盐铁专营，利出一孔，货出一门；思想上归一，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，唯四书五经，是一本正经；其他学术，都是旁门左道。行为上归一，团体操成为一个国家的经典符号；每逢大型活动，必有整齐划一的集体操表演，如兵马俑，千人一面，万众一体。

　　即使如此，归一也是一项庞大工程，非“从娃娃抓起”不可，非从小学教育开始不可。于是，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——我的小学班主任，一再批评我不要“出风头”，要服从命令听指挥，要和其他同学保持一致；要向雷锋叔叔学习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。

　　我的经历，并不特殊。放眼国内，哪一个学校，上至大学、下至幼儿园，不在制造螺丝钉。对此，丰子恺先生曾经画了一幅画，且有诗曰：一块模子印泥巴，以为自己是女娲；千个人儿一个样，这种教育太可怕。

　　不过，历史就是这么颠三倒四——今人所不愿的，以为是悲剧的，古人也许以为是喜剧，且孜孜以求。反过来，历史的悲剧，一旦成为记忆，瞬间变得缤纷有趣，也是有的。

　　欧洲的多元，并非出自人为设计，实乃天然。环境所迫，势所必然。

　　希腊半岛多山，而且，大部分是荒凉贫瘠的，并不适合耕种。只有两山之间的河谷地带，土地肥沃，通海便利，彼此间的陆地交通因为群山而阻隔。在这些山谷里，小小的各自分立的区域社会就成长起来，他们都以农业为生，通常环抱着一个靠海的城市。一个区域的人口增长过快而国内资源不足时，无法谋生的人就去航海。于是，东地中海沿岸，埃及、小亚细亚、意大利半岛到处都是希腊人的殖民地，处处留下了希腊殖民者的身影。

　　对古希腊人而言，一阵海风就会吹来新的消息、带来新的商机，一艘帆船就会带来新的物产和人物。正如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在《西方哲学史》中所描述的：色诺芬尼（古希腊著名哲学家）也是一个流亡者，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在希腊从一个国家，到另一个国家流浪，他说到：在冬天的火堆旁，我们吃过一顿很好的饭，喝过美酒，嚼着豆子，躺在柔软的床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谈下面的这些话了：您是哪一国人？您有多大年纪了？老先生。米底人出现的时候，您在哪儿？在做什么？

　　换言之，古希腊人始终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，变，是唯一的出路；不变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变则异、则多、则多元。相对而言，孕育中国文化的黄河两岸，沃野千里，广袤无垠，四季轮回，周而复始，自古以来，就保持着相同的节律，始终如一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除去天灾，一切都有稳定的预期，为什么要变？不变，就是一，一就是恒定如常。

　　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，中国文化来自土星，土，厚重而稳定；欧洲文化来自水星，水，川流不息。一个以静，一个以动。动也好，静也罢，并非人心有异，实乃环境使然。